这起案件中，某公司为开发旅游、养殖等项目，未经审批占用农用地26.42亩，其中基本农田5.12亩，林地21.3亩，基本农田的土壤、林地上的植被被严重破坏。庭审时，当我问及土地恢复计划时，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只是低头沉默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：如果一判了之，案件可以结，但被毁的土地可能永远荒芜。

《刑法》第三百四十二条的立法目的不仅是惩戒，更是保护农用地红线。若机械适用刑罚，判处罚金或短期自由刑，却忽视生态修复，司法的社会效果将大打折扣。我反复问自己：如何让判决“长出牙齿”，真正实现法律效果与生态效果的统一？ 

生态司法不能止步于“案结事了”，更要“事了人和”。庭审结束后，我查阅相关案件和司法解释，最终，合议庭一致认为：引导被告人承担修复责任，正是“恢复性司法”理念的体现。 

于是，我们多次约谈被告人孙某某，不厌其烦地向他释法说理：“你占用的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饭碗，是子孙后代的根基。”起初，他辩解“不知情”，后又称“我已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旅游和养殖等项目，现在新建的房屋、鱼池都被拆除了，赔了不少钱，没有能力修复受损土地。”我便拿出他指认现场的照片，指着照片说：“你看，这片地原本能长绿油油的庄稼和茂密的树木，但现在上面都是建筑垃圾，如果不进行修复，这片土地连草都不长。赔钱容易，但土地的生命你能用钱买回来吗？”  

转变始于一次实地勘察。我带着孙某某走到被毁的田间，让他亲手触摸板结的土壤。他蹲下身抓了一把土，突然哽咽：“法官，我老家也是农村的……我没想到会成这样。”那一刻，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悔意。

  此后，我联合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、村委会制定修复方案，明确土壤复垦标准和期限。孙某某及其家人主动运来有机肥，积极配合农业农村局，深耕翻土，补种绿肥作物。半年里，我三次到现场核查，看着新芽冒出地面，终于长舒一口气。  

案件最终以实体刑判决落幕，但对我而言，真正的“结案”是那片土地重焕生机。有同行问我：“花这么多精力督促修复，值得吗？”我想起一位老农的话：“法官，地活了，咱心里就踏实了。”  

刑事审判不能仅满足于定罪量刑，更要追求“修复犯罪裂痕”的深层价值。每一起环境资源案件，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司法答卷。而我，愿做那个既握紧法槌、又俯身捧起泥土的人。